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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张树森被带回青阳区分局的过程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强制性。

    尽管名义上是“传唤”，但执行任务的民警神情严肃，动作干脆利落，几乎是将他从那间破败的家中“请”了出来，塞进了警车。

    一路上，警灯虽未闪烁，但那沉闷的气氛和周围村民指指点点的目光，已经足以让这个年过半百的老光棍脸色发白，双手不自觉地微微颤抖。

    也许是因为李鹏威等人内心早已认定他嫌疑重大，这次的“传唤”与常规程序似乎有些不同。

    张树森被带回局里后，几乎没有多余的周转时间，很快就被直接带进了那间象征着对抗与真相的审讯室。

    审讯室内，灯光被刻意调得有些刺眼，将房间中央那把孤零零的铁制椅子照得无所遁形。

    墙壁是冰冷的浅灰色，隔音材料包裹着四周，吸走了大部分杂音，只剩下一种令人心慌的寂静和压抑。

    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消毒水味和旧家具的气息，更添几分凝重。

    预审科的两名经验丰富的老侦查员已经就位，面色沉静如水。

    刑侦大队长李鹏威更是亲自坐镇，带着两名他信得过的骨干民警，共同参与审讯。

    数道或审视、或凌厉、或探究的目光，如同无形的聚光灯，齐刷刷地打在坐在椅子上的张树森身上，让他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，双手紧张地绞在一起。

    例行公事的身份核实和权利义务告知后，预审科的同志按部就班地开始了初步询问。

    但几个回合下来，张树森的回答虽然紧张，却并未露出明显的破绽，只是反复强调自己没有杀人。

    李鹏威有些按捺不住了，他身体微微前倾，双手按在审讯桌上，目光如炬，直接切入核心，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：“张树森！看着我的眼睛！我问你，2月23日，也就是案发前几天，你是不是在郭老栓家的小卖店门口，和他发生过激烈的口角？！”

    张树森被这突如其来的厉声质问吓了一跳，身体猛地一颤，眼神有些闪烁，但还是点了点头，声音干涩地承认：“是……是有这么一回事。”

    “为什么吵架？！”李鹏威乘胜追击，语气咄咄逼人。

    “我……我欠了他一些烟钱，有些日子了，那天他又催我，说话有点难听，我脾气一上来，就……就跟他吵了几句。”张树森低着头，不敢与李鹏威对视，声音越来越小。

    “哼！吵了几句？”李鹏威冷哼一声，声音陡然拔高，带着强烈的心理压迫感，“我看你是因此怀恨在心！所以在26日晚上，你潜入郭老栓家，将他们老两口残忍地杀害了！是不是？！”

    “没有！我没有杀人！警察同志，我真的没有啊！！！”张树森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猛地抬起头，眼神中充满了惊恐和急切，几乎是带着哭腔喊了出来。

    “我就是再不是人，也不可能为了几盒烟钱就去杀人啊！那是两条人命啊！”

    “张树森！”李鹏威“啪”地一拍桌子，震得桌上的笔录纸都跳了一下，他脸上尽显执法者的威严。

    “你看看清楚这里是什么地方！这里是青阳区公安分局！我们警察办案讲的是证据！如果没有掌握足够的线索，会随便把你‘请’到这里来吗？！我劝你不要心存任何侥幸，老实交代你的作案动机和过程！为什么杀人！是怎么杀的！”

    “冤枉啊！警察同志，我冤枉啊！”张树森的情绪几乎崩溃，他徒劳地挥舞着双手，试图辩解，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冷汗，“我那晚上哪儿也没去！我吃完饭看了会儿电视，不到九点就睡下了！我一个人住，没人能证明，但我对天发誓，我真的没出门，更没杀人啊！”

    接下来的审讯，陷入了一种激烈的拉锯状态。

    张树森一再苍白地辩解自己无罪，反复陈述他那无法被证实的“不在场证明”——一个独居老光棍，吃完晚饭，看看电视，早早睡下。

    而在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的刑侦实践和普遍认知中，当警方认为你具有重大嫌疑时，提供不了不在场证明，本身就会被视为一种不利的证据，一种“心虚”的表现。

    “谁主张，谁举证”的原则，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和“命案必破”的压力下，有时会变得模糊。

    与此同时，章恒在自己的办公室里，也知道张树森被带回并正在接受审讯的消息。

    但他并没有将过多的精力放在这件事上。尽管直觉一次又一次清晰地告诉他——张树森不是凶手——但在缺乏直接证据反驳的情况下，他只能将这份疑虑暂时压下。

    他的思绪，更多地沉浸在对案发现场那两个关键物证的分析和推演中。

    那个独特的脚印，那根意外的短发，反复在他脑海中盘旋。

    他闭上双眼，试图依靠那种玄妙的直觉和严密的逻辑，在脑海中一次次地勾勒凶手的模糊影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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